2.3.4竞争力表现为转化的速度
　　当新商业模式的平台愈筑愈高的时候，一项新技术、一个新发明，可以在同一时间普及开来，美国创造财富的速度与他们利用新科技的速度几乎一样快。
　　　　
　　据美国《商业周刊》（2004/10）统计，自1995年以来，美国国民产值投入商业投资的比率平均只有11.3%，与上两个十年基本持平，大大低于日本的水平。然而，美国的生产率却实现了飞速增长，原因就
　　在于对个人电脑和因特网新科技的迅速应用。
　　　　
　　2.3.5转化需要有一个全开放的金融市场
　　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来看，这种转化的活力，应该与一个国家具有独特创新能力的金融资本市场相匹配。
　　　　
　　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，美国在金融市场取消管制条例之后，金融产品不断创新，股票和债券市场、共同投资基金、套期保值基金、机会基金、高收益基金、过渡基金、风险资本基金，以及初次公开发售股票的数额和种类都增加了，这大大超过国家的总和。因此，美国中产阶级把越来越多地把资金委托给新兴的金融机构，而非那些日趋保守的大银行、大的保险公司。
　　　　
　　2.3.6新商业模式弘扬风险精神
　　在90年代，美国通过初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办法，为大约4000家公司提供了资金，金额高达2500亿美元。而整个欧洲在同期仅为几百家公司
　　提供了资金，金额不到美国总金额的10%。这种自下而上的企业家经营意识、敢于一搏的“美国式”资本主义风险精神，使整个美国编织出了一个又一个创新神话。
　　　　
　　2.3.7硅谷+华尔街=新商业模式
　　“硅谷”就是一个现实中的神话。与其称“硅谷”，还不如称之为“华尔街之谷”更为贴切——它把专业科技人材与企业经营有效地
　　嫁接起来，从而制造出众多的托马斯•爱迪生这样的人物——既是企业家又是科学家，这无疑是新商业模式**具有创新力、富有魅力，也是**具有说服力的地方。
　　　　
　　2.3.8大商业模式小政府格局
　　小政府大社会，小政府大市场，竞争看哪国的政府小得快。前世行行长沃尔芬森于199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称，自70年代以来小政府小得快的国家经济增长提升了3%，小政府小得慢的国家只提升了0.5%，
　　两者之间的差距相差六倍！所谓“小政府”是说“总统”、“总理”、“议长”、“执政党”，他们只是国家管理者，各级政府也都需要实行成本核算、实施企业化管理。国家的事政府可以做，民间也可以做。
　　　　
　　从一些国家的实践来看，政府的事由民间办以后，效率大幅提升经济增长，模糊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界限，对抗性矛盾少了，社会和谐程度也相应提高了。
　　　　
　　2.3.9美国创新三大支柱
　　制度创新，进一步拉大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。
　　小政府大社会、小政府大市场，里根政府从创新政治开始，实施“政府企业化”管理。美国于70年代率先进行改革，推动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由化，以及取消社会福利从而使美国人变得更加独立。人们向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重新高额利润和丰厚回报，而国家并不从中巧取豪夺。
　　　　
　　1970~1998年，美国私营企业创造了几百万个新工作岗位，使就业人数增长了70%，而欧元区的就业人数只增长了5%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
　　2.3.10印度直逼中国启示录
　　印度遵循“美国经济发展模式”——低投资率、低储蓄率、处事公平的政府及高赢利企业，直逼采用“日本模式”的中国。
　　　　
　　印度政府几乎不采取如税收优惠、直接贷款与隐性补贴等各种产业政策，而是在赋税上一视同仁。它们扬弃干预市场的政策，改用私有化及放松监管的产业政策，使得印度不光只有制造业获得发展，就连服